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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產:古之遺愛,國之基石

由 開卷談史 發表于 人文 |2022-06-23|

“法與時轉則治,治與世宜則有功”——這是法家最根本,也是最強烈的治國信念。這種的觀點,濫觴於春秋時期的子產。

我們都知道,隨著時代的進步,墨守成規者將難以突破困境,甚至無法生存。春秋時期,子產作為積極獻身於鄭國的政治家,在掌握鄭國政權後,他面對時代困境所展現出來的面貌,也符合了“治世不一道,便國不法古”的歷史變化觀點。

然而,子產並沒有著作傳世,因此欲探究子產的思想和實踐,所能依據的資料只有春秋時期的一些零星記載。根據這些記載,筆者得出三點結論:第一、子產極力維護鄭國的國家利益;第二、子產對於“禮”的形式,有著與眾不同的看法;第三、子產的“鑄刑書”一事,對後代法家的發展有巨大的影響。

從這三點,可以很明顯地看出,子產秉持著一種“進化”的歷史觀點。那麼,筆者就來剖析一下這三個結論。

鄭國的國風民情

欲瞭解子產的思想和實踐,應當先了解當時鄭國的國風民情。春秋時期,鄭國“國人”的勢力抬頭,他們在鄭國政治方面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。尤其是其中的商人,他們逐漸能夠以財富左右鄭國的政治局勢。

那麼,為什麼鄭國的商業如此發達?筆者認為,原因有以下兩點:

一、鄭國的自然環境惡劣。鄭國先天環境多“山林之地”,可謂“土狹而險,山居谷汲”。正因農耕之地不足,所以無法開展大規模的農業活動,只能另闢蹊徑。

二、鄭國的地理位置較好。鄭國北接晉,南鄰楚,西通周、秦,東有魯、宋、齊。這樣優越的位置,給鄭國的商業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。

子產:古之遺愛,國之基石

《東周列國·春秋篇》弦高劇照

由此可見,當時的鄭國是一個商業形態的國家,其國內商人勢力很強。我們很熟悉的“弦高犒師”,就發生在鄭國,這證明了商人在鄭國掌握著一部分的話語權,且勢力龐大。從鄭桓公受封之後,單獨與商人盟誓“共處之”,也可以看出鄭國君主對商人的重視程度。

我們都知道,商業的迅猛發展是一把“雙刃劍”,其弊端就在於——商業社會結構較為複雜,而且統治者無法憑主觀意志使商人全面平服。

那麼,究竟該如何“以簡御繁”?怎樣才能妥善地處理這些社會關係?這就成了鄭國執政者亟待解決的難題。

子產積極維護國家利益

子產的政治思想和實踐,可以說是一種“國家至上主義”。對他而言,國家主權問題,是最重要的問題。我們都知道,在春秋時期,倘若一個諸侯國的主權長期受到侵害,那麼這個諸侯國就不能被稱為是一個自主的國家。也就是說,內政能否自主,是國家主權的重要衡量標準。

子產是一位極其重視國家利益的執政者,他把“國家至上主義”作為對抗強國欺凌的一項利器。眾所周知,先於子產的管仲,曾為了“霸天下”而建議齊桓公“三其國五其鄙”,子產執政時也使鄭國“廬井有伍”。由此可見,哪怕鄭國國力微小,他仍有“有備無患”的覺悟。

子產:古之遺愛,國之基石

《東周列國·春秋篇》齊桓公和管仲劇照

我們都知道,子產執政時,鄭國無力對外開戰,也就是說,子產無法擁有“武功”。那麼,子產對內有何“文德”呢?

司馬遷評價子產:“為人仁愛人,事君忠厚”。筆者認為,子產“仁愛人”的表現,是他作為執政者,對鄭國人民的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讓步。

正所謂“天下有道,庶人不議”,從子產不毀鄉校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“仁”。當鄭國人民在鄉校議政、然明建議毀鄉校時,子產不僅接受了“庶人議政”的事實,還給予了鄭國人民理論上的依據——“是吾師也,若之何毀之”。也正因如此,此事被傳為了“千古美談”。

子產一直保留著鄉校,把它作為了解民意、知曉民心的重要渠道。他集思廣益,並以民眾的好惡、褒貶為鏡,有針對性地調整國家的大政方針,糾正自己的言行舉止。

筆者認為,子產之所以對百姓讓步而不廢鄉校,是因為他擔心“犯眾怒”的後果,也就是說,他是為了“小決使道”和“聞而藥之”。然而,子產的執政看似開明,但如果人民的意志與國家的利益相牴觸,他捍衛國家利益的態度仍然是堅決的。由子產“作丘賦”就可以看出這一點。

子產為增加國庫收入,而“作丘賦”,此舉加重了鄭國人民的稅賦負擔。可想而知,鄭國人民當然不會高興。

面對鄭國人民的毀謗,子產的態度是堅定的,他貫徹了自己既定的政策,絲毫沒有讓步。我們都知道,子產之所以“作丘賦”,乃是由於晉、楚兩國索取無度,給鄭國的經濟造成了極大的壓力。然而,大多數鄭國人民並沒有看到這一點,所以“作丘賦”的政策自然造成了他們的“反彈”。其實仔細想想,就會明白“家是最小國,國是千萬家”的道理。也就是說,如果此舉是有利於國家的,那麼國民就不應該計較個人的得失。

對子產來說,國家求生存的長遠利益不容絲毫妥協,所以此時不能縱容鄭國人民,如若不然,鄭國就要滅亡了。

縱觀子產的一生,他用心良苦,卻經常處於兩難的境地。他既要強調國家的利益,又不能忽略人民的利益。正因如此,他對然明的“視民如子”大家讚賞,又批評陳國“不撫其民”、將會導致亡國。

然而,當兩者發生衝突的時候——譬如子產“作丘賦”事件,究竟要如何避免或緩和這樣的衝突呢?對於這個問題,似乎沒有具體的文獻可以解答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起初子產執政時,鄭國人民都抱怨他,還批評他“取我衣冠、取我田疇”;當子產執政三年後,鄭國人民卻感激子產,他們唱到“我有子弟,子產誨之;我有田疇,子產殖之;子產而死,誰其嗣之 ”。

由此可見,對鄭國人民短暫的不利,卻對鄭國長遠的發展大為有利。子產的舉措得到了時間的驗證,使鄭國人民蒙受其利。

子產死時,“鄭人皆哭泣,悲之如亡親戚”。從這種情況來看,至少可以推測出子產“作丘賦”之舉,似乎得到了鄭國人民一定程度的肯定。

子產重視“禮”的實質

我們都知道,“德”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。在春秋時期,“德”的具體形式,就是“禮”。

在筆者眼中,早於子產的管仲要求齊桓公“尊王”,其實就是要他恪守對天子的“禮”。從管仲到子產,春秋的局面已經從齊國“九合諸侯,一匡天下”變成各諸侯國奪話語權的局面,此時國與國之間的關係,也更加複雜。在這樣的背景下,大國的利益便是來自於對小國的蠶食與剝削。由此可見,“德”與“禮”,已經不再是大國對待小國的態度了,然而,對於小國而言,“德”與“禮”,卻是其得以生存的理論根據與“護身符”。

子產:古之遺愛,國之基石

《東周列國·春秋篇》管仲劇照

因此,我們可以看到,一方面子產以“德”與“禮”來牽制和敷衍大國;另一方面,子產要求大國應對鄭國有“禮”。這兩點,由子產婉言相勸範宣子停止“重幣”一事,和他到晉國“盡壞其館之垣”一事,就可以得到證明。

而子產在鄭國國內對“禮”的具體運用,就是他對國內諸大夫進行了一系列的約束。管仲曾經以“禮”尊周天子,而子產卻是以“禮”尊鄭君。至於他後來棄“禮”而“鑄刑書”,實質上也是對大夫權力進一步削弱。

子產“鑄刑書”

子產一生最特殊的作為,就是“鑄刑書”一事。他雖然推行了這個措施,但其理論的建立,並不是由他完成的,而是後來戰國的韓非子。

由於“鑄刑書”是件劃時代的大事,也是對傳統“禮”的一種挑戰和否定,因此引起了貴族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。

其中,最激烈的反對呼聲,來自於“古之遺直”叔向。眾所周知,叔向崇尚“禮治”,他面對“鑄刑書”一事,自然會從“禮”的立場發言。大膽分析叔向的心理,我們可以得出結論:在叔向眼中,“法”是掌握在貴族手中的刑律,這也是國家的“秘密檔案”,而子產卻想要把它公之於眾!如果人民知道了法律的具體內容,那麼將會依法與上位者爭論不休,如此一來,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就蕩然無存了,“禮”也會跟著消亡,這還了得!

從叔向警告子產的話——“國將亡,必多制”、“鄭其敗乎”,就可以看出這一點。然而,子產卻坦言“吾以救世也”。

何其無奈!

筆者認為,子產“鑄刑書”之舉,固然對舊貴族不利,但這卻是必須要做的。如若不然,將再也無法維持鄭國的秩序了。

子產的舉動,就是一顆“強效救心丸”。他強迫著“千瘡百孔”的鄭國服下了這顆“猛藥”。

遺憾的是,子產“鑄刑書”所規定的刑罰,其具體內容現今已不得而知。但從子產的治國理念中,可以知曉其已有法家的傾向了,這也正是新時代法家思想即將產生的徵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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