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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曆首輔張居正(1)

由 墨香笙樵 發表于 历史 |2022-05-21|

審時度勢,隱忍智謀

《萬曆首輔張居正》,改編自熊召政的長篇歷史小說《張居正》,原著為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。投資方特意請熊召政擔任編劇,也是為了最大可能地保留原著厚重的歷史感。

電視劇播出之後,很多人都被那段風雲激盪的歷史深深吸引。但也有的觀眾反映,劇中將張居正塑造得過於完美。對此,熊召政坦言,改編的複雜性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料。其中既有投資方出於市場的考慮,也有主創人員的藝術偏好,更有電視審查中的清規戒律。

在熊召政的眼中,張居正推行萬曆新政取得的成就,史有定論且有目共睹。但取得這個成就,絕不可能僅憑道德的力量。史家多“清流傾向”,欣賞所謂的“道德超人”。事實上,推動歷史前進的,絕非那些不肯“與狼共舞”的清流,而恰恰是像張居正這樣審時度勢、追求事功的政治家。

張居正嘉靖四年(1525)生於湖北江陵,他的祖父張鎮是皇室宗親遼王家的侍衛。他的父親張文明,雖頗有文采,卻時運不濟,七次鄉試都名落孫山,直到自己的兒子成了翰林,他還是個不第的秀才。

在那樣的年代,要想改變家族的命運,唯一的出路就是科舉入仕。好在張居正從小就是個神童,13歲考中秀才,16歲中了舉人。就在中舉的大喜日子,對他因妒生恨的遼王之子朱憲,以祝賀為名請張鎮喝酒,活活將老人灌死。功名未就,祖父新亡,才子的心高氣傲和身份的低賤,給張居正的心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,由此造成的巨大反差和衝擊,影響了他的一生。

張居正做官的歷程也並非一帆風順。嘉靖二十六年(1547),張居正以優異的成績中了二甲進士,被選為庶吉士送入翰林院。兩年後,他被授以翰林院編修,撰寫了《論時政疏》,首次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張,卻石沉大海。那時的朝廷,皇帝不理朝政,內閣強人迭起,黨同伐異,年輕人空有凌雲壯志,又能何為?

嘉靖三十三年(1554),眼看朝政越來越受到嚴嵩的敗壞,張居正“以病謝歸”,選擇了適時而退。此後的3年裡,他在家鄉博覽群書,考察農民的疾苦,也曾低沉、彷徨,也有憤世和經世的困惑,卻在休整和反思後,重新燃起了報效朝廷的熱情。

回到朝廷的張居正,仍沒有得到重用。當時嚴嵩的擅權越來越肆無忌憚,徐階依然默不作聲,張居正則一如既往地少言寡語,虛與委蛇,默默地等待時機。

縱觀大明王朝的歷史,在嘉靖、隆慶年間,內閣大學士們時時處在明爭暗鬥的狀態。短短几年,徐階攻倒嚴嵩,高拱推倒徐階,李春芳被高拱擊敗,高拱又被政敵轟跑,取得最後勝利的,卻是一向低調的張居正,他靠的正是隱忍和智謀。

為成偉業,攀援後宦

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中,皇權是一切國家權力的源泉。而改革、變法要取得成功,勢必要取得皇權的支援(雖然有時候皇權並不一定掌握在皇帝的手裡)。在某種意義上,變法就是圍繞皇權展開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權力角逐和權力再分配。

隆慶六年(1572),隆慶皇帝久病而亡,萬曆皇帝繼位,張居正也迎來了他政治生涯的頂峰。當時的萬曆皇帝還是一個10歲的孩子,主少國疑,形勢不容樂觀。身邊最親近的,一個是他的生母李太后,另一個是大太監馮保。張居正的改革,只有取得這兩個人的支援,才有可能推行。

從明成祖朱棣時開始,宦官的權勢越來越大,發展到錦衣衛、東廠、西廠,宦官開始介入權力集團的核心。馮保一直是萬曆的男保姆,萬曆小時候鬧百日咳,整晚不睡覺,只有騎在馮保的背上,把馮保當馬騎,才能安靜下來。那時馮保就趴在磚地上繞圈,一夜夜地轉,膝蓋都磨出了血。因此萬曆對馮保從小就有依賴之情,甚至從來不喊名字,只喊他“大伴兒”。

高拱最後被趕出朝廷,與他自不量力地要廢除馮保有直接關係。

萬曆登基後,馮保順利地升為司禮監掌印太監,與他的結盟也成為張居正唯一的選擇。馮保多才多藝,且貪財好貨,為此張居正先後送給他七張價值連城的古琴。

比馮保更重要的,是萬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。她與張居正的關係,始終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,因為李太后對張居正的欣賞,幾乎是不加掩飾的。而張居正為了得到李太后的支援,也確實費盡了心思。

萬曆即位之初,馮保為取得李氏的寵信,示意朝臣議定,尊隆慶帝的皇后陳氏為仁聖皇太后,尊李氏為慈聖皇太后。按照祖制,只有正宮皇后才可以加尊號,這一提議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對。可張居正卻認為,沒必要拘泥於此,他力排眾議,促成了此事。

還有一事可充分顯示張居正的智謀。李太后崇佛,隔三岔五地就要燒香拜佛,花銷不小。這位出身民間的太后,對錢財又很在意,總覺得錢還是放在自己口袋裡舒服。張居正既不能拿國庫的錢去討好她,又不能違揹她的意願。於是,他就做主把皇室“保和殿”的收入撥到太后名下,讓太后用來做廟、做橋、印行福經。保和殿是皇室的物品流通機構,收入自負盈虧,有了保和殿的錢,太后花起來方便不說,也不好意思再要錢。

最讓李太后對張居正另眼相待的,是張居正對年幼的萬曆皇帝的教導,身為帝師,張居正真是嘔心瀝血。他特意主持編撰了《帝鑑圖說》,把歷代帝王的勵精圖治之舉、倒行逆施之禍,編成一個個小故事,再配以形象的插圖,以方便年幼的皇帝學習。其用心良苦由此可見一斑。

張居正不僅精心教導,還對皇帝嚴格要求。萬曆皇帝讀《論語》“色勃如是”時,將“勃”字誤讀為“背”,張居正馬上予以糾正。這一舉動,使“皇上悚然而驚,同列皆失色”。萬曆七年(1579),皇帝因與宦官張鯨遊玩時行為不檢,遭到李太后訓斥,張居正讓皇上寫下《罪己詔》,昭示百官,讓皇上丟盡了顏面。

無論是國事的謀劃還是對皇帝的教育,李太后對張居正可以說是言聽計從。萬曆皇帝年滿18歲後,張居正多次提出歸政於皇上,均遭李太后的拒絕。萬曆皇帝20歲時曾委婉提出想親政處理國事,李太后亦明確回覆:三十歲前不要提親政的事,一切聽張先生的安排。母親的這個態度,也增強了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反感。

歷史上對張居正與李太后的關係也多有猜測,地方戲劇中甚至有“黑心宰相坐龍床”的臺詞。但在編劇熊召政看來,兩人的感情僅限於柏拉圖式的精神依戀,誰都不會冒偌大的政治風險而越雷池一步。江山社稷顯然遠重於兒女情長。

不管怎樣,李太后對張居正的支援在此後的十年間幾乎沒有動搖過,再加上與大太監馮保的結盟,三個皇帝身邊最親近的人,漸漸形成了牢固的權力鐵三角,使張居正的改革變法謀得了最強有力的支援。也使張居正在日後備受鄙夷,被人斥責為攀援後宦,謀取權力。

厲行改革,力挽狂瀾

在各方面準備就緒後,張居正終於可以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,實現自己多年來的政治理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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