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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江濤:批校本的層次型別及梳理方法芻議——以清人批校本《文選》為例

由 人生五味 發表于 历史 |2022-06-24|

「來源: |古籍 ID:weiguji」

南江濤:批校本的層次型別及梳理方法芻議——以清人批校本《文選》為例

筠山錄錢陸燦批校 《文選》 上海圖書館藏

批校本作為一種古籍版本形態,雖然歷來受到收藏家的重視,但進入研究視野相對較晚[1]。近年來,隨著文獻研究的深入和評點研究的興起,越來越多的批校本受到學界青睞,或被徵引利用,或被個案考證,或被輯錄整理[2]。與此同時,收藏機構公佈的古籍影像和出版界影印出版的圖書中,批校本也隨處可見。然而,在研究和整理過程中,也出現了不少問題,如將批校和過錄混淆、把批校者張冠李戴等等。這與研究者對批校本層次的複雜性認識不足直接相關。本文擬以筆者調查到的82種清人批校本《文選》中的典型個案為例,探討批校本的基本層次型別,並對如何辨別和釐清批校本的複雜層次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。需要說明的是,限於篇幅,批校中的圈點、標抹符號等暫不涉及;批校與過錄所用底本不同造成的文字差異十分複雜,亦暫不討論。

一、 批校本的層次型別

此處所言批校本,包括名家手批本與過錄本,不含刻印的評點之本[3]。過錄本是抄者閱讀的產物,通常儲存了手批本的全部或部分內容。在手批原本不存的情況下,其價值更為凸顯。過錄本有一人專錄一家批校者,也有一人錄多家批校者,更有多個過錄者錄於一本之上的情況。有時,過錄者還會施加自己的按斷。過錄本的存在,對手批本的傳播和批校內容的豐富起了重要作用,是手批本得以儲存至今的重要原因。當然,也正是由於過錄者的存在,增加了批校本層次的複雜性。下面擬以清人批校本《文選》為例,從“人”的維度著眼,將批校本分為三大類六小類,分別舉例分析其層次構成。

(一)同一家的不同批校本

即同一家批校在同一書的不同版本或副本之上。讀書活動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,由於目的、時間、載體的變化,同一家進行多次批校的情況時有發生。這造成了批校本在“源頭”上的差異。透過這些差異,可以反窺批校者不同時期的批校特點。正如傑克森所云,讀者的批校不僅可以反映其私人生活、讀者的社會功能和他們所覺知的自己的社會功能,而且可以展示讀者閱讀時的學習、思維過程和心理狀態[4]。清初錢陸燦集錄明末清初孫月峰等諸家批校,又間出己意加以按斷,形成了他自己的批校本《文選》,影響深遠。上海圖書館藏有筠山錄錢陸燦批校本《文選》,目錄末錄有錢氏跋語:“餘第一閱本為鄧生木上取去,第二閱本則楊生鳧令臨一副本見還,此本則孫生天士所臨也。”[5]卷二三前襯葉又錄錢氏跋語。據此可知,錢陸燦從康熙十四年(1675)至康熙二十四年間,至少批校《文選》四次。他先後贈給鄧木上、楊鳧令、孫天士,最後自藏一本。這三人均為錢氏學生,鄧木上為金陵萬竹園主鄧旭之子鄧焮,錢陸燦曾館於鄧旭金陵萬竹園。楊鳧令即楊喬年,武進人,工書,名列常州書法“後四家”。孫天士,即孫閎達,字天士,號遜庵,江蘇南通人。清康熙三年進士,官太原知縣,著有《遜庵詩稿》《自知編》等。錢陸燦沒有寫過《文選》專著,其選學研究心得僅以批校形式傳世。這四個本子,批校內容最多、傳播最為廣泛的是孫天士本。這一點從存世本批校內容多據孫本傳錄可以得到印證。錢陸燦批校《文選》,有因子女早喪而以讀書紓痛的動因,更有教學的實際需要。他為孫天士批校之時,已經見過《文選瀹注》等書,掌握資料更為豐富,所以此本批校內容明顯多於其他三本。這體現了錢氏掌握材料的變化與心境的不同。

除了錢陸燦、潘耒等人外,清人中批閱《文選》次數較多的還有許巽行。巽行字密齋,華亭(今上海松江區)人。數十年以校勘《文選》為業,校訂異文,申說字義。光緒五年(1879),其玄孫許嘉德復加按語,整理刊刻成《文選筆記》一書。卷前有嘉德識語云,“高祖密齋公校讎《文選》凡十三次,痛削五臣沿習之舊,悉還李氏原有之文”,並且“皆有更正之文,而多未載入筆記”[6]。此外,俞正燮的兩次批校本、顧廣圻的不同校勘本、梁章鉅的兩個批校本,也都屬於這類情況。批校者因為時過境遷思想變化、掌握材料不同、批校目的差異,進行了兩次以上的批校。正如程章燦所云:“對流傳版本進行校訂,正訛補缺,從而製作某一新的文字,甚至催生一種新的文獻……衍生文獻雖然有所依傍,但它絕非沒有原創性,相反,其原創性恰是隱藏於對原典的依附之中。”[7]同一家陸續在不同本子上進行批校,成為清代新的《文選》學著作生成的基本正規化。

(二)同一人(家)的匯校匯評本

同一人(家)不斷將新獲得的資料和心得彙集於一本之上,逐步形成了匯校匯評本。這種情況又可細分為兩類:一是批校者長期批閱一書,所見材料不斷變化,閱讀感受逐漸深化,於不同時間批校於一本之上;二是過錄者痴迷一家,將名家不同時期的批校本彙集於一個底本之上。

1。 批校者不同時期批校於一本

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梁章鉅批校本《文選》,是此種批校本的典型。梁章鉅是清代著名的選學大家,著有《文選旁證》。他在《文選旁證自序》中說:“束髮受書,即好蕭《選》。仰承庭訓,長更明師。南北往來,鑽研不廢。歲月迄茲,遂有所積。”[8]此序作於道光十四年(1834),距其“束髮”(約1795),整整四十年。梁氏批校本《文選》,至少明確記載了兩個不同的批閱時間。卷六首有硃筆“嘉慶甲子(1804)二月初旬校”的識語[9],是卷內最早的時間節點;卷五五末用硃筆寫有“嘉慶乙丑正月初六日,章鉅手錄並識”一句,則是接近此次校讀尾聲時所記。雖然不是每一卷的識語都得以完整保留,但這些簡短的記錄非常清晰地表明,1804—1805年間,梁章鉅曾以硃筆校讀此書。而各卷儲存的墨筆識語,是梁章鉅數年後又一次批校的證據。卷一有墨筆記“戊辰(嘉慶十三年)初冬校於賽月亭之背樹軒”,卷三○記“庚午重陽後三日,補校於賽月亭”,卷三五記“庚午八月十六日,重校於補蘿山館”,卷五八記“庚午九月七日重校於賽月亭”等等。上述幾條識語,既明確記載了校讀的時間和地點,而且說明校讀是不斷累積進行的。從內容來看,梁氏在這兩次批校中主要利用的資料有孫月峰《文選瀹注》、何焯評點《文選》、於光華《文選集評》、方廷珪《文選整合》、林茂春《文選補註》、段玉裁《校文選》等。將其與梁氏所著《文選旁證·凡例》所舉諸家比對,會發現批校本已具《文選旁證》之雛形。又以批校所引林茂春語與《文選旁證》比勘,會發現有諸多差異[10],於此可看出梁氏不同時期的取捨傾向。當然,梁章鉅這樣標註批校年月的做法一目瞭然,非常容易看清批校層次和材料來源。如果沒有標註,就需要從內容去尋繹並辨析批校層次。

南江濤:批校本的層次型別及梳理方法芻議——以清人批校本《文選》為例

梁章鉅批校《文選》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

2。 過錄者將同一家不同時期的批校錄於一本

同一家不同時期的批校被過錄於一本之上的情況,以名家何焯最為典型。當然,隨著書籍的流轉,單純錄一家而又顯示出源自不同時期批校的本子,已經非常罕見。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佚名錄何焯批校本《文選》,未見他處著錄,最為接近此種類型。此本卷中有過錄者識語五處。卷一首記:“從《義門讀書記》中補入,以後凡雲‘何雲’者據本此。”卷一末記:“以上四篇評語舊曾借相傳何義門先生本錄出。近得楊耑木先生本,更為詳密,因為增入,而以楊雲別之。以後悉照楊本,故不復別署雲。”卷四首記:“以下悉照楊本,其有從他本附入者,以〇別之。”卷一六首記:“此卷舊從別本批閱,茲將楊本評語增入,不復別署,而以〇別之。”卷二四首記:“以下評閱俱從吳閶本增入,故不復以△別之。”[11]據此,此人所錄至少包括《義門讀書記》、相傳何義門本、楊本、吳閶本等四種不同來源的何焯批校,內容互有差異,當分別源自何氏不同時期的批校傳本。過錄者將其陸續錄於一本之上,雖然中間雜有他人評語,但其目的乃是集錄何批。此外,於光華在《文選集評》刊刻之後,也發現了何焯的初評本,並且增補到《重訂文選集評》一書中[12]。雖然後者不屬於專錄一家者,但也可從側面證明此類情形的存在。

(三)不同家的同一批校本

這種情況大致可分為三類:一是過錄者彙集諸家批校於一本的匯評匯校本;二是過錄者在匯評匯校的基礎上,還施加了自己的按語;三是收藏者得到的本子上已經有前人批校,他又在其上增錄了他人批校或者記下了自己的按語。如此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流傳、層累,形成了不同人的同一批校本。這樣的一人或多人參與的匯評匯校本,是批校本中層次最為複雜的,其中大多數並未標註批校者姓氏,需要仔細辨析內容源流、辨別筆跡同異,進行綜合梳理。

1。 過錄者彙集諸家批校於一本

彙集諸家批校於一本,往往是過錄者(也即閱讀者)充分理解內容的需要,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批校本的價值。這樣的本子從內容來源講,又可分為兩種情形:一是過錄者彙集諸家批校本於一本;二是過錄者節錄匯評本內容而成。第一種情況有的卷前會清楚交代,比較容易識別。第二種則一般不留痕跡,需要仔細辨析。國家圖書館藏阮元錄馮武、陸貽典、顧廣圻校並跋本《文選》[13],屬於第一種情形。阮元在過錄前輩、時賢校勘時,亦步亦趨,非常嚴謹。除了分別用不同顏色的筆校改文字,還過錄了馮武、顧廣圻的識語,乃至馮本的塗改、顧本的籤條也都一一過錄,並標明葉數,而且細緻記錄了馮武、顧廣圻和自己批閱《文選》的具體時間。此外,王同愈批校本《文選》也是此類中比較典型的例子[14]。過錄者的重點是彙集前人、時賢的批校內容,較少或基本上沒有自己的發揮按斷,屬於比較純粹的學習,而非深入的研究。

南江濤:批校本的層次型別及梳理方法芻議——以清人批校本《文選》為例

王同愈批校《文選》 私藏

明末,已經有《文選瀹注》《文選尤》等匯錄數家評點於一本的刻本問世。南京圖書館藏佚名錄俞瑒、何焯批點《文選》,過錄何焯康熙辛巳秋日識語後,又有硃筆識語云:“餘幼時最愛《文選》,十二三歲時,每於師案竊取俞批《文選》抄錄。甲申年意欲補全,值冀北之遊中止。直至庚寅夏,始借友人本以竟齠齔之志,並借義門何師批本校錄,可稱二美具矣。”在卷二九末又有硃筆識語一行:“乾隆己丑二月花生日前一日點閱畢。”[15]可見,至遲在乾隆中期,俞瑒與何焯二人的批校已經出現了彙集本,且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。其後的很多批校本,多是俞、何合璧本。隨著於光華《文選集評》的刊刻,初學者紛紛過錄或節錄此書內容到一個本子之上,促成了第二種型別的匯評本的大量問世。從乾隆年間的諸多佚名過錄者到晚清的曾國藩,無不受惠於此。這些批校本第一眼給人以朱墨燦然之感,最易使人誤以為諸家手批本,只有比勘批校內容,才能正本清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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佚名錄俞瑒、何焯批點 《文選》 南京圖書館藏

2。 過錄者彙集諸家批校並加有按語

有時,過錄者在彙集諸家批校內容的同時,也會加入自己的按語。上海圖書館藏譚獻批校本《文選》即屬此類中的典型。卷中數十條跋語,記述了譚氏從同治八年(1869)至光緒十四年間數次用力於此本。從具體時間到所用參校本,都翔實記錄,絕非一般閱讀目的的批閱所能比擬。跋語與《譚獻日記》中的記載[16]相互印證了譚獻曾計劃撰寫一部《文選註疏》的事實。譚氏主要參考了餘蕭客《文選音義》、胡克家《文選考異》、梁章鉅《文選旁證》、王念孫《讀書雜誌·餘志·文選》等書[17]。他不是長篇累牘地過錄前賢批校,而是在底本上標註相關符號,簡明扼要地注出是“胡校”還是“何校”,是“梁曰”還是“餘雲”。遇有心得時,則加上自己的按語。透過卷二《西京賦》中的13條按語,可以看出譚獻在這個本子上所作的主要工作有三:一是充分利用梁章鉅《文選旁證》、胡克家《文選考異》的校勘成果,並予以補充、完善。有意見不同者,也予以標出。如他認為有的胡校有些武斷,保留異文比較好。有時他還根據文意等推測原本情況,得出與胡校不同的結論。二是不厭其煩地校何校、胡校未及之處,列出校記。三是根據校勘及文義,辨析李善注之真偽,進行適當考證。這顯然是在為計劃撰著的《文選註疏》做準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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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獻批校 《文選》 上海圖書館藏

3。 不同批校者(或過錄者)的層層累加

有時,批校者(或過錄者)所用底本上已有他人批校,他在此基礎上又加了批校。從書籍再生產的角度看,也就是讀者閱讀使書的內容有了新的增值,正如程章燦所言:“讀書是中心,抄書、校書、藏書、刻書等,既是讀書的準備,也是讀書的方式;而編書、著書、注書等既是讀書的延伸,更是對書的利用和再生產,也是書的傳播流通的另一種方式。”[18]如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任俠、高步瀛批校本《文選》。此書原有清任俠父子墨筆批校,卷前高步瀛跋雲:“是書原有評點,不知出何人手,向讀時□□誤處,而評尤謬妄可恨也。今迻錄吳摯甫先生評點,只好用綠色筆以別之。而舊評之尤誕者,亦間乙去,俾初學知所去取焉。戊午二月,閬仙識。”[19]翻檢可知,高步瀛對清人任俠批校進行了大量勾抹塗改,並添入了吳汝綸整合的桐城派評點。高氏對任俠評點進行否定與駁斥,又將桐城派歷代名家評語集於一本,最終形成了多重的批校層次。

有前人題跋或“凡例”固然給人以指引,但有時候也要仔細辨析。因為有的題識文字已經產生誤會,會以訛傳訛。如上海圖書館藏王帆洲錄諸家批校本《文選》,卷前有王帆洲硃筆跋語。他直言買到此書時即有部分“丁屺山批評”,但不全。於是他十多年間四處借閱,節錄諸家評註於其上[20]。之後,書歸藏書家張玉山,張又作題識以表看重。審卷內批語,墨筆乃據汪由敦本系統過錄,但已經失去“汪由敦按”及卷三後面的識語。硃筆內容多有標“邵子湘雲”者,均與何焯、俞瑒評語相合,卻與《重訂文選集評》等書所錄“邵雲”不同。故而筆者頗疑其或是過錄自邵子湘的過錄本,或因邵氏過錄時未標批校者姓氏,故二次過錄者誤將邵氏過錄的何焯、俞瑒評語當作邵氏自己的批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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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帆洲批校 《文選》 上海圖書館藏

二、 梳理批校本層次的方法

正是因為批校本的層次紛繁複雜,故常常會發生利用者誤判的情形。有時,研究者欣喜若狂地發表論文,認為輯錄出了新的材料,然通盤細審,卻可能是價值不大的過錄內容。利用批校內容時張冠李戴的情形更是時有發生。要想擺脫這種狀況,需要對批校本層次的複雜性高度警惕,多維度地對其進行觀照、梳理。下面就此談一點筆者的淺見。

首先,批校本的傳播有一定規律,即通常是自內而外、由師門授受的過錄到友朋間的轉錄流播,由本地向其他地區擴散。循此脈絡,由眾多的“流”上溯至“源”,可以釐清一些重要的名家批校本之基本面貌。如上文所說的何焯批校本,由於傳播最為廣泛,成為有清一代《文選》批校本中最為複雜的一個“族群”。存世的過錄本何批中,單純的何批極少,更多的是雜糅了俞瑒、錢陸燦等人批校的本子。尤其是俞批,與何批彼此混雜,難以分清,卻往往被稱為“何義門”評本。《義門讀書記》《何評文選》和《文選集評》的先後刊刻,對何評《文選》的廣泛傳播起了極大推動作用。其後的很多過錄“何焯批校本”,大多由這三種轉錄而來。與此同時,何批本舊貌也越發模糊。因為這三種刻本不但所輯的何評本不同,還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刪削或增改。如海錄軒本《何評文選》卷八揚子云《羽獵賦》下,何批雲:“《按子云奏此賦得為郎給事黃門漫題一絕》:‘待詔承明四十餘,客言詞麗似相如。《上林》《羽獵》方馳騁,可得雕蟲悔壯時。’”[21]而在較早的過錄本何批中,卻保留了“康熙冬壬午,書以自嘲”[22]的時間落款。汪由敦錄何批之外,偶有所見,加以按語,與何焯批校形成互補或對話。用混雜了諸家批校的“何批”本,與比較嚴謹的汪由敦本對照,既可總結出汪氏對《文選》的用力之處,也有助於復原何批舊貌。此外,汪氏過錄何焯批校本《文選》,有著由內而外、由族人到佚名者的傳播過程,在清代有著比較廣泛的轉抄傳播經歷。我們可以汪氏過錄本及轉錄本為中心,反推尋繹,探究、復原何焯批校本《文選》的原貌。

南江濤:批校本的層次型別及梳理方法芻議——以清人批校本《文選》為例

汪由敦批校 《文選》 上海圖書館藏

其次,將批校本置於古代閱讀史的大背景下,對批校內容進行系統參照、整體比勘,梳理其層次及源流關係。在不斷轉錄的過程中,過錄者作為批校內容和形式的傳播者,往往會因學識所限,造成批校內容的張冠李戴。比如,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影印了《增訂昭明文選整合詳註》,天頭有佚名錄“邵二雲曰”批校。範子燁在《前言》中雲:“‘邵曰’為邵長蘅之批語,而‘邵二雲曰’則為邵晉涵之批語。兩家的批語約計有三萬餘言。”[23]這些批語後來被趙俊玲收錄到《文選匯評》中,也是列於“邵氏”名下。細翻《整合》一書,卷內很多的“邵曰”“邵二雲曰”被人塗去,表明此前的收藏者發現了些許疑點。

筆者發現,浙江圖書館藏金守正錄潘耒等批校《文選》等為我們提供了更為準確的答案。浙江圖書館藏本過錄潘耒識語後,有金守正跋語,非常清楚地介紹了潘耒批校本的來源,並且發現了其中有何義門評語羼入的現象。此本最大的價值,是非常完整地過錄了潘耒為其子潘其炳批校的內容,包括文辭賞玩、篇章結構的分析等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其中很多叶韻切音,正是潘氏《類音》一書的重要資料來源。此本與上海圖書館藏本不屬於同次批本,與蘭州大學圖書館所藏同源,但批校內容保留得更全。將之與“邵晉涵”批校本《增訂昭明文選整合詳註》“邵曰”“邵二雲曰”對比,可發現評語幾乎99%相同,只有少數用語略異。這是《增訂昭明文選整合詳註》批語過錄自潘耒批校的鐵證。潘耒曾代柯維楨撰《文選瀹注序》,又被張之洞《書目答問》所附《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》列入“《文選》學家”[24],足見其在清代《文選》學界舉足輕重之地位。邵晉涵主要成就在史學和小學方面。當然,從其所作《擬鮑照舞鶴賦》來看,他也肯定是熟讀《文選》之人,但與其同時的人所錄比他長一百多歲的潘稼堂評語與“邵二雲曰”內容相同,顯然潘氏才是真正的作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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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守正錄潘耒等批校 《文選》 浙江圖書館藏

既然批語源自潘耒,那《增訂昭明文選整合詳註》這個本子又如何有了“邵曰”“邵二雲曰”的標註呢?這說明邵二雲確實是批閱過《文選》的,而他過錄的物件當系潘耒批點本。在他抄錄評語過程中,除了個別地方,絕大多數沒有逐條標明是潘稼堂語。後來,《增訂昭明文選整合詳註》轉錄其批校本,誤以為是他本人手批。可見,我們不能輕信批校本中的“某曰”“某案”等字眼,而應系統比勘批校內容,這樣才能釐清批校層次及源流關係。

再次,重視批校本中的“互文”資訊,發掘批校本所展現的對話線索。就批校內容而言,後者對前人有時會有迴應,或贊同申說,或反駁考證,這也有助於釐清批校本的層次。如上文提到的《文選》卷八揚子云《羽獵賦》末有何焯題詩,在蘇州圖書館藏趙豹三批校本上,其後又有墨筆一則,當是趙氏筆意:“是年冬十二月,聖廟召先生暨海寧查初白慎行、武進錢庵名世、休寧汪紫滄灝於南書房,試詩文,賜先生與灝癸未科一體會試。明年,又賜先生、灝、蔣文肅一體,殿試改翰林吉士,特達之,知子云遠不逮矣。”[25]針對何氏自題絕句,趙氏徵引史實,道明何焯相比於揚雄的幸運之處,表達了自己對揚雄與何焯不同命運的感慨。又如上文所言高步瀛錄吳汝綸集評本,所用底本上有名為“任俠”的評語。高氏在跋語中就多有詆譭,並且對很多任俠的評語都進行了塗抹,甚至將其斥責為一介腐儒[26]。又如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孫爾周批校本,也是汪由敦過錄本系統的一個傳抄本。孫氏在過錄何義門、錢陸燦、汪由敦等人批校時,並非單純抄錄,而是偶發己見,其中頗為重要的,是對文章段落劃分、主旨把握的“總評”,足見他精通文章結構和章法。如卷一二在總結何義門所云“畦徑分明”後,筆鋒一轉雲,“然浩淼離陸,變化錯綜,觀者已茫乎不知其畔岸矣”[27],與何氏的品評形成對照。這些不同批校者之間的“對話”,不僅有助於釐清批校本的層次,而且可以使我們鮮活地感知古代文學批評的語境、氛圍,值得關注。

南江濤:批校本的層次型別及梳理方法芻議——以清人批校本《文選》為例

高步瀛錄吳汝綸集評《文選》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

南江濤:批校本的層次型別及梳理方法芻議——以清人批校本《文選》為例

孫爾周批校《文選》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

《文選》自身版本的複雜性,為其批校本的複雜性已然做了鋪墊。撇開這一點不論,批校者的多次疊加,過錄者各取所需的轉錄,由一人之本到多人參與的匯評匯校,都令文字不斷髮生著各種變異。不過,只要我們對批校本層次的複雜性有高度警惕,多維審視,通盤分析,認真細緻地進行比勘,還是可以大致做出區辨的。目前,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,期望更多的學人加入討論,共同深化批校本的研究。

註釋

[1] 黃永年《古籍版本學》(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)第十章第三節《批校本》開列專節介紹,韋力《批校本》(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)為第一部研究專著。

[2] 目前對批校本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個案考證,僅程章燦《中國古代文獻的衍生性及其他》(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2012年第3期)、韋胤宗《閱讀史:材料與方法》(《史學理論研究》2018年第3期)、袁媛《批校本研究的困境與嘗試》(《2019年中國古典文獻學新生代研討會論文集》上,北京大學2019年)等少數幾篇論文,簡要分析了批校本的研究內容和方法、路徑。

[3] 韋胤宗總結道:“批校最本質並起決定性作用的特徵有兩個:其一是它永久地附著於事先存在的文字上,是一種迴應性的書寫材料;其二它必須是手寫的。”(韋胤宗:《閱讀史:材料與方法》)。

[4] 轉引自韋胤宗《閱讀史:材料與方法》。

[5] 張鳳翼纂注:《文選纂注》目錄,明萬曆十四年(1586)刻本,筠山錄錢陸燦批校並跋,上海圖書館藏。

[6] 宋志英、南江濤選編:《〈文選〉研究文獻輯刊》第45冊,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,第7—9頁。

[7] 程章燦:《中國古代文獻的衍生性及其他》。

[8] 梁章鉅撰,穆克宏點校:《文選旁證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,第13頁。

[9] 蕭統輯,梁章鉅批校:《梁章鉅批校昭明文選》,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版。本段所引識語均據此本。

[10] 詳參南江濤《梁章鉅批校翻刻汲古閣本〈文選〉及其價值——以〈魏都賦〉為例》(杜澤遜主編:《國學季刊》第3期,山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)和《林茂春〈文選·賦〉簡端記》(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第17輯,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版)。

[11] 蕭統輯:《文選》,明崇禎間汲古閣刻、清康熙二十五年錢士謐重校本,佚名錄何焯批校,復旦大學圖書館藏。

[12] 於光華《重訂文選集評·重訂凡例》雲:“義門先生《文選》評本,凡三易稿,故或紀年或用又曰以別之。世所傳寫,皆晚年所定,初次則支分節解,於初學尤宜。華幼時所受業於家泉莊先生琰,亦系晚年定本。丙戌春,晤宜興吳丈懷雍振鷺於羊場旅邸,得見初次評本,另抄一帙,藏諸篋笥。”(於光華輯:《重訂文選集評》上,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,第55頁)

[13] 蕭統輯:《文選》,明崇禎間汲古閣刻、清乾隆二十七年楊氏儒纓堂重修本,阮元跋並錄馮武、陸貽典、顧廣圻批校並跋,國家圖書館藏。

[14] 南江濤:《王同愈批校〈文選〉述略》,《國學學刊》2018年第3期。

[15] 蕭統輯:《文選》,清翻刻明崇禎間汲古閣刻本,佚名錄何義門批,南京圖書館藏。

[16] 範旭侖、牟小朋整理:《譚獻日記》,中華書局2013年版,第39—40頁。

[17] 蕭統輯:《文選》,清乾隆間雲林周氏懷德堂翻刻明崇禎間汲古閣刻本,譚獻批校並跋,上海圖書館藏。

[18] 程章燦:《教化有根 斯文有脈——〈江蘇文庫·文獻編〉前言》,《江蘇地方誌》2019年第2期。

[19] 蕭統輯:《文選》,明潘惟時、潘惟德刻本,高步瀛錄吳汝綸評點並題識,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。

[20] 蕭統輯:《文選》,明崇禎間汲古閣刻、清康熙二十五年錢士謐重校本,王帆洲匯評,張玉山題識,上海圖書館藏。

[21] 蕭統輯,何焯評:《文選》卷八,清海錄軒刻本。

[22] 蕭統輯,何焯評:《文選》卷八,明崇禎間汲古閣刻本,汪由敦批校,上海圖書館藏。

[23] 範子燁撰:《〈昭明文選〉邵氏批語迻錄稿》,《文史》2006年第1期;後作為《前言》收入《增訂昭明文選整合詳註》一書(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版),引文見該書第1冊《前言》第3頁。

[24] 範希曾編,瞿鳳起校點:《書目答問補正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,第353頁。

[25] 蕭統輯:《文選》,明崇禎間汲古閣刻、清康熙二十五年錢士謐重校本,趙豹三跋並錄錢陸燦批校並跋,汪昉跋,蘇州圖書館藏。

[26] 趙俊玲編著:《文選匯評》,鳳凰出版社2017年版,第12頁。

[27] 蕭統輯:《文選》,清乾隆間雲林周氏懷德堂翻刻明崇禎間汲古閣刻本,孫爾周批校,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。

作者單位: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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